第二十章弘正四傑——邊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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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章 弘正四傑——邊貢
邊貢，字廷實，因家居華泉附近，道號華泉子，歷城人，著名詩人、文學家。以詩著稱於弘治、正德年間，與李夢陽、何景明、徐禎卿並稱“弘正四傑”，後來又加上康海、王九思、王廷相，合稱為明代文學“前七子”。
邊貢，出身於官僚世家，自幼受到傳統的儒學教育，少年登科，名動朝野。初授太常博士，遷兵科給事中，明六科給事中掌鈔發章疏，稽察違誤，職權頗重。邊貢任職期間，不避權貴，不計利害，上書彈劾貪冒軍功、卑怯無能的監軍太監和統兵將帥，上《言邊患封事疏》。當時監軍太監苗逵，為皇帝所寵信，鎮軍統帥是宗室保國公朱暉和右都禦史史琳，邊貢奏文疏直激切，聞者凜然，表現出他關心國事、直言敢諫的品格。
李夢陽任戶部主事，何景明、徐禎卿及王九思、康海、王廷相也先後進士及第，在內閣各部供職，邊貢與他們詩文往還，遂為詩友，世稱“前七子”。自英宗之後，政治日趨腐敗，階級矛盾也日見深化，弘治以來，一些正直的朝臣想限制閹黨，改革朝政，以挽救明王朝的衰頹之勢。在文學上，則有以李夢陽、何景明為首的“前七子”，力圖改變萎弱的“臺閣體”統治文壇的局面，“倡言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”，發起聲勢浩大的文學覆古運動，天下學人翕然宗之。
嘉靖間，李攀龍、王世貞等“後七子”與之相呼應，前揚後激，遂把這一運動推向高潮，經過“前後七子”的努力，終於取代“臺閣體”而雄踞文壇。這一次文學覆古運動，對於改變“臺閣體”萎弱文風，清除八股文窒息文藝創作的惡劣影響，有一定積極作用。然而由於其文學主張一味強調覆古，便引導文學創作走上盲目尊古的道路，造成摹擬剽竊、追求形似的惡劣影響。
邊貢附驥於李夢陽，其前期詩歌自然也具有同樣的錯誤傾向，集中摹擬之作，及祭陵諸詩，蓋為這一時期的作品。如四言古體摹擬《詩經》，以及“集杜句”、“集江淹句”等，都是些古色古香的雜貨拌，毫無詩意可言，而於送別、游賞的詩作中則時見新意，有不少清麗雋秀之作。
邊貢宦途得意，官至太常奪丞，而在弘治帝病逝之後，即位的正德帝卻是一個不問朝政、日耽游樂的荒唐天子，朝政大權全由宦官劉瑾把持。邊貢志操耿介，不善奉迎，遂被外放為河南衛輝知府，尋改授湖北荊州知府。在其升遷之際，驟被外放，使其銳意進取之心受到極大挫折，而且自此以後，他再未能返京任職，亦是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轉折。
在朝廷，他目睹了朝政的腐敗，赴任途中，他又看到在農民起義沖擊下的明王朝破碎的統治局面，自京畿至荊襄，不堪封建壓迫和剝削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。河北有劉六、劉七起義，四川及湖北有藍廷瑞、鄢本恕和廖惠的農民暴動，他深深感到明王朝統治的深重危機。作為明朝官吏，為鎮壓農民起義他拼死效力，作為一個詩人，他卻與一般只知追逐利祿的封建官吏的感受不同。
忠事明室，而痛恨蛀蝕明王朝的宦官和貪官汙吏；仇視農民起義，而對農民所遭受的苦難又有一定的同情，這二者是矛盾而又統一的。在他看來，農民的苦難，不是明王朝的腐朽統治及其賴以存在的封建制度造成的，而是由於宦官弄權、貪官汙吏橫行不法所造成的。因此，他在荊州任內，或驅車四境訪察民情，或登山臨水游覽觀賞，心情都是抑郁的。江邊登高南眺，水天一碧的洞庭秋色，使他聯想到楚國愛國詩人屈原，思及仕途坎坷，便欲作《懷湘賦》，以發抒積郁憤懣之情。泛舟江中，波險浪激的景象，又使他聯系到朝政日非，烽火四起的險惡政局，便欲掛冠歸鄉，憑吊羊祜，傾訴景仰之意，造訪鹿門山龐統隱居處，又有不勝惆悵之情。即題詠海棠的五首，雖詠物小什，在讚美海棠當秋盛開、與松為伴的品格之中，亦寄寓著詩人身世之慨。
邊貢到荊州任不久，權閹劉瑾伏誅，不少受其迫害的官員先後得覆原官，他自然也充滿著期待，然而一年過去，得到的卻是擢為山西提學副使的任命，而同時也收到父死訃音，未曾蒞任便丁憂家居。未得返京任職，仍放外任，雖是升遷，心情亦十分落落，作《俟軒解》聊以自慰。盡管如此，邊貢蒞任，仍克盡其職，致使河南士風大振，他不受請托、秉公擇優。不以親疏為條件，而以文才取舍，雖友人亦不例外，從而贏得清正廉明的讚譽。在這時期，邊貢為考校生員，視察府州縣學，足跡遍及河南全省，因而也感受到人民的疾苦，寫下了《築橋怨》、《牽夫謠》等同情人民疾苦的詩篇。
邊貢有感於朝政日非，加以身體病弱，上疏乞終養致仕，未獲示覆而母病死任所，遂扶櫬歸裏，居喪守制，始起覆任職。居家期間，邊貢讀書授徒，與友人唱酬，而更多時間則是流連於家鄉湖光山色之間，因此寫下了大量吟詠故家湖光山色之作。如《西園八景》、《寒食郊行》、《題賈園四首》、《七月四日泛湖》、《湖上雜興》、《登千佛山寺》、《游龍洞山》、《出靳村望靈巖寺》、《泰山回馬嶺》、《登岳次劉希尹韻四首》等，都為寫景佳作，表現了詩人對家鄉的熱愛。
武宗朱厚照病逝，其堂弟厚熜繼帝位，詔起覆邊貢為南京太常寺少卿，提督四夷館。南京為留都，各部衙署形同虛設，官員有職無權，詩人居此常感不安。他借赴京述職之機，回程經濟南以延醫治療為由，上疏乞休，未獲準，旋拜太仆卿，遷戶部尚書。自嘉靖以來，七年之間，五選華秩，屢屢升遷，邊貢本應安於職守，黽勉王事，而他卻牢騷滿腹，一再懇請致仕，為常人所難解。事有偶然，邊貢與其父一樣，被劾免職，邊父因不賄買宦官，橫遭誣陷；邊貢則是疏狂任放，受人忌害，所由不同，而志操耿介則一，歸家後，經常臥病。
平生喜收書，有求古書癖，所蓄書萬餘卷，被罷官歸故裏，在濟南大明湖畔築“萬卷樓”，將一生收藏的金石書籍納於其中。不幸第二年“萬卷樓”被燒，他仰面大哭：“嗟呼，甚於喪我也！”痛苦異常，由此大病不起，遂起病而卒，終年57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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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貢，字廷實，因家居華泉附近，道號華泉子，歷城人，著名詩人、文學家。以詩著稱於弘治、正德年間，與李夢陽、何景明、徐禎卿並稱“弘正四傑”，後來又加上康海、王九思、王廷相，合稱為明代文學“前七子”。
邊貢，出身於官僚世家，自幼受到傳統的儒學教育，少年登科，名動朝野。初授太常博士，遷兵科給事中，明六科給事中掌鈔發章疏，稽察違誤，職權頗重。邊貢任職期間，不避權貴，不計利害，上書彈劾貪冒軍功、卑怯無能的監軍太監和統兵將帥，上《言邊患封事疏》。當時監軍太監苗逵，為皇帝所寵信，鎮軍統帥是宗室保國公朱暉和右都禦史史琳，邊貢奏文疏直激切，聞者凜然，表現出他關心國事、直言敢諫的品格。
李夢陽任戶部主事，何景明、徐禎卿及王九思、康海、王廷相也先後進士及第，在內閣各部供職，邊貢與他們詩文往還，遂為詩友，世稱“前七子”。自英宗之後，政治日趨腐敗，階級矛盾也日見深化，弘治以來，一些正直的朝臣想限制閹黨，改革朝政，以挽救明王朝的衰頹之勢。在文學上，則有以李夢陽、何景明為首的“前七子”，力圖改變萎弱的“臺閣體”統治文壇的局面，“倡言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”，發起聲勢浩大的文學覆古運動，天下學人翕然宗之。
嘉靖間，李攀龍、王世貞等“後七子”與之相呼應，前揚後激，遂把這一運動推向高潮，經過“前後七子”的努力，終於取代“臺閣體”而雄踞文壇。這一次文學覆古運動，對於改變“臺閣體”萎弱文風，清除八股文窒息文藝創作的惡劣影響，有一定積極作用。然而由於其文學主張一味強調覆古，便引導文學創作走上盲目尊古的道路，造成摹擬剽竊、追求形似的惡劣影響。
邊貢附驥於李夢陽，其前期詩歌自然也具有同樣的錯誤傾向，集中摹擬之作，及祭陵諸詩，蓋為這一時期的作品。如四言古體摹擬《詩經》，以及“集杜句”、“集江淹句”等，都是些古色古香的雜貨拌，毫無詩意可言，而於送別、游賞的詩作中則時見新意，有不少清麗雋秀之作。
邊貢宦途得意，官至太常奪丞，而在弘治帝病逝之後，即位的正德帝卻是一個不問朝政、日耽游樂的荒唐天子，朝政大權全由宦官劉瑾把持。邊貢志操耿介，不善奉迎，遂被外放為河南衛輝知府，尋改授湖北荊州知府。在其升遷之際，驟被外放，使其銳意進取之心受到極大挫折，而且自此以後，他再未能返京任職，亦是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轉折。
在朝廷，他目睹了朝政的腐敗，赴任途中，他又看到在農民起義沖擊下的明王朝破碎的統治局面，自京畿至荊襄，不堪封建壓迫和剝削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。河北有劉六、劉七起義，四川及湖北有藍廷瑞、鄢本恕和廖惠的農民暴動，他深深感到明王朝統治的深重危機。作為明朝官吏，為鎮壓農民起義他拼死效力，作為一個詩人，他卻與一般只知追逐利祿的封建官吏的感受不同。
忠事明室，而痛恨蛀蝕明王朝的宦官和貪官汙吏；仇視農民起義，而對農民所遭受的苦難又有一定的同情，這二者是矛盾而又統一的。在他看來，農民的苦難，不是明王朝的腐朽統治及其賴以存在的封建制度造成的，而是由於宦官弄權、貪官汙吏橫行不法所造成的。因此，他在荊州任內，或驅車四境訪察民情，或登山臨水游覽觀賞，心情都是抑郁的。江邊登高南眺，水天一碧的洞庭秋色，使他聯想到楚國愛國詩人屈原，思及仕途坎坷，便欲作《懷湘賦》，以發抒積郁憤懣之情。泛舟江中，波險浪激的景象，又使他聯系到朝政日非，烽火四起的險惡政局，便欲掛冠歸鄉，憑吊羊祜，傾訴景仰之意，造訪鹿門山龐統隱居處，又有不勝惆悵之情。即題詠海棠的五首，雖詠物小什，在讚美海棠當秋盛開、與松為伴的品格之中，亦寄寓著詩人身世之慨。
邊貢到荊州任不久，權閹劉瑾伏誅，不少受其迫害的官員先後得覆原官，他自然也充滿著期待，然而一年過去，得到的卻是擢為山西提學副使的任命，而同時也收到父死訃音，未曾蒞任便丁憂家居。未得返京任職，仍放外任，雖是升遷，心情亦十分落落，作《俟軒解》聊以自慰。盡管如此，邊貢蒞任，仍克盡其職，致使河南士風大振，他不受請托、秉公擇優。不以親疏為條件，而以文才取舍，雖友人亦不例外，從而贏得清正廉明的讚譽。在這時期，邊貢為考校生員，視察府州縣學，足跡遍及河南全省，因而也感受到人民的疾苦，寫下了《築橋怨》、《牽夫謠》等同情人民疾苦的詩篇。
邊貢有感於朝政日非，加以身體病弱，上疏乞終養致仕，未獲示覆而母病死任所，遂扶櫬歸裏，居喪守制，始起覆任職。居家期間，邊貢讀書授徒，與友人唱酬，而更多時間則是流連於家鄉湖光山色之間，因此寫下了大量吟詠故家湖光山色之作。如《西園八景》、《寒食郊行》、《題賈園四首》、《七月四日泛湖》、《湖上雜興》、《登千佛山寺》、《游龍洞山》、《出靳村望靈巖寺》、《泰山回馬嶺》、《登岳次劉希尹韻四首》等，都為寫景佳作，表現了詩人對家鄉的熱愛。
武宗朱厚照病逝，其堂弟厚熜繼帝位，詔起覆邊貢為南京太常寺少卿，提督四夷館。南京為留都，各部衙署形同虛設，官員有職無權，詩人居此常感不安。他借赴京述職之機，回程經濟南以延醫治療為由，上疏乞休，未獲準，旋拜太仆卿，遷戶部尚書。自嘉靖以來，七年之間，五選華秩，屢屢升遷，邊貢本應安於職守，黽勉王事，而他卻牢騷滿腹，一再懇請致仕，為常人所難解。事有偶然，邊貢與其父一樣，被劾免職，邊父因不賄買宦官，橫遭誣陷；邊貢則是疏狂任放，受人忌害，所由不同，而志操耿介則一，歸家後，經常臥病。
平生喜收書，有求古書癖，所蓄書萬餘卷，被罷官歸故裏，在濟南大明湖畔築“萬卷樓”，將一生收藏的金石書籍納於其中。不幸第二年“萬卷樓”被燒，他仰面大哭：“嗟呼，甚於喪我也！”痛苦異常，由此大病不起，遂起病而卒，終年57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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